“我们曾自诩持有它就能拯救万物，最后也只是引以拯救自己无处安放的本体论，也无法给那些无家可归饱受迫害的人以食、宿、法、权，只能以一个可笑的维度来给自己装点一顶可笑的帽子——实际上，要去拯救人，从来不看帽子多么华丽，而看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若真心拯救人，人们会记住你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戴了一顶什么样的帽子。”
(资料图片)
——2021年《伪哲文论批判》演讲后庞肃和臻卿的谈话
思想发展脉络？
女权主义文论从战前后的社会历史和馬克思、弗洛伊德、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语言学的片鳞中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知识界，早期致力于传达妇女诉求和突破传统意识，中期以身体写作和话语革命对抗父权政治意识形态，后期表现为联合少数族群争夺学界话语地位。
理论诉求的实现路径和局限性？
伍尔夫和波伏娃的时代，期待用写作影响和经济独立来达到平等地位，冲击被遮蔽被诠释的文学中的妇女形象；
妇女解放运动前后，强调女性经验来表达诉求，法系学派用语言书写表达的角度冲击旧的书写，英美学派用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坚持政治权责上的质疑，在80年代以后，前者的局限性在于逻辑语言和本体论的丧失，后者的局限性在于违背初衷的背叛行径和政治正确的口号化僵化危机。
笔者曾经虔信过，如今却弃如敝履的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是60年代末在欧美知识界兴起的新兴话语，起初致力于突破传统的话语意识（“男性为理性，女性为感性”），在经历了行动和思潮之后，多半理论家放弃“女性价值”为单一鹄的，而是呼唤一种非男性非女性的“第三态思维”。
早期的Fem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吸纳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新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文论，女权主义有很强的政治和权力倾向性，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色彩强烈，在今天的女性解放运动里，女权主义文论与女性政治权力、经济权利的要求密切相关。
时至今日，作为文论的fem分为英美系和法系两大学派分支，其中后者以写作为革命，以语言的构合组织来抗拒、颠覆旧社会的秩序，前者强调社会历史研究，挖掘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和压迫状态——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型文论，知识系统和理论背景的差异分化了这旗帜下的两个派系。
权利-性别-整体的人
fem的理论构成难以清晰界定，这里只能综合时间、功能、阶级和种族几种判定方法来够了发展过程中的样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时期有过关注妇女权益的论述，克拉拉-蔡特金也是当时有名的妇女运动领袖，然而如今的fem却和当时大有不同。
英国作家Virginia Woolf（1882-1942）和法国作家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在feminism成型之前，就在她们的著作当中首先提出了男性文学中对女性形象的臆想、歪曲、性别歧视，在60年代Kate Millet（1934- ）将女权文论真正学科化。
值得关注的学者还有
美国诗人Adrienne Rich（1929- ）、Mary Ellmann
学院教授Sandra Gilbert、Susan Gubar、Elaine Showwalter（伊莱恩·肖瓦尔特，1941-）
法国作家Hélène Cixous（1938- ）
英国心理分析学家Juliet Mitchell（1941- ）
这一时期，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法国学生造反运动同时进行，女权运动和著作活跃起来，完成了【女性美学】到【性别批评】的转型。
80年代，女权主义继续转型，从前期强调女性针对男性的专有权利，到中期的突出两性差异，再到后期的反本质主义规定，女权主义文论的运行轨迹表现出一种强劲的自我找寻、确证的趋势。
理论界的新秀比如Julia Kristeva（克里斯蒂娃，法国语言学教授，1941- ）和以翻译德里达《论文字学》而声名鹊起的Gayatri C Spivak（斯皮瓦克，美国文化研究教授，1942- ）采用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推进一度陷入“平权”或“特质”认识误区的女权主义文论，使之发展成为探讨意识形态的印记，以及Sex和Gender系统的效果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用社会文化分析取代以前粗糙的生物决定论，把性别问题转化成了一种文化的范畴，而不再是过去粗糙的生物的范例。
但好景不长，后现代主义席卷知识界的时候，跨学科倾向也影响到了女权主义文论，否定性和流动性以及缺乏本体论的弊病全部都暴露出，这就让fem旗帜之下出现更多的波澜起伏、纵横不拘的情况。
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给女性批评家提出过一个目标——独立写作的安全屋和一定数额的英磅——在《一间自己的屋子》这篇文章当中，假设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因为旧时代父权制对才华和自由和压制和压迫，不得已沦落、自弃自杀身亡，批判旧世界父权制的残酷、菲勒斯中心主义。
在《美杜莎的笑声（Hélène Cixous）》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定义，埃莱娜对菲勒斯中心主义指责的更明确——男性一旦意识到了自我的生命力，就立刻进入了创作作品、拯救女性的崇高幻想中，“自我爱慕、自我刺激、自鸣得意”。
（问题是，此处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弗洛伊德的生理学语境，而是价值观念的阐发）
男性的权力在法律、戒律和规则制定方面，经济生产、财产占有、冠姓等方面，都是父权和夫权占据主导，于是父亲/长老占据着占据着理性和意志的决策家长地位，而女性的自信和尊严却来自于母亲身份的获得，且必须保持一种具有男性特征的文化成就。
“对弗洛伊德来说，女性的欲望一直是一块黑暗的、从未被探测过的陆地”，米歇利·蒙特雷如此评价，不甘心被遮蔽、歪曲、定义、误解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了反抗，反抗的第一起点就在于深刻隐喻的书写当中。
在普遍的解放运动开始之前，女性写作和评论追求的是一种和传统标准媾和的可能——双性同体（androgyny）即是也，“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适宜的情况就是这两种力量在一起和谐生活的时候”。以心理学视角解读，指的可能是强悍-温情、果敢-细致等跨性别特征，伍尔夫以此表述来说明两性的相似所在，然而这引起的却是无尽的争议。
后来，更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开始转向女性生命经验和女性想象力，和双性同体论决裂，伍尔夫那种想要走向“中性美学”的理念，成了男权话语的另一种表述。、
法语当中名词一律分为阴·阳·中三性，“人类”humain 是以男性做词根的阳性名词，“仁慈”humanité 却变为了阴性，文化系统先验地规定了“女性气质”，将女人降格为男性的对象物。
虽然伍尔夫呼吁姐妹成为作家，女性在社会当中的不利地位却会驱使她们只能走私人写作的道路，波伏娃对此清醒地悲叹：“没有别的事而从事写作的妇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在一个妇女无法肩负责任的世界，只能对细节进行批评和驳斥，却无法和整个世界或一套理论抗辩，人类史上因此也就没有妇女建起来的哪怕是宗教的思想体系和本体论框架。
至于理论经院化，是在美国，被排挤的凯特·米勒特也在博士论文《性政治》当中为女权主义铺垫起了通往文学批评的道路，指责了思维男性作者笔下的潜在厌女和恐女症，希望打破男子作者权威-女子被动接受的模式——从此以后，民间文论和学院派批评才算正式携手，为理论发展方向给出了一个定位。
在中期以后，英美批评和法国学派按照结构模式传统和革命模式传统分别推进者女权主义发展，前者发掘过去的社会历史和既定的制度现实，后者则关注着新概念的转变和女性主体的定位、质疑。
法系女权主义：身体书写的语言主体
早在70年代，法系feminism就成功借助解构主义跳出了二元对立，要求一种【女性的言说】，来源就是女性唯一不可取代的自我资源——【身躯/身体】。
当时，法系fem借助了先锋文学的断裂、颠覆倾向，要利用女性躯体的描写冲击言语禁忌，在符号学-结构-解构的理论矩阵打破菲勒斯话语和父权语言的权威。
埃莱娜·西苏，巴黎第八大学的教授，创建了全法国第一个女性理论研究小组，也最早强调女人写作来奠定法国女权主义本质论的基石，这位可敬的犹太妇女让“女性写作问题”成为70年代法国政治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一方面，女性生理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要推敲质疑，另一方面，这种写作也必须只能靠女性完成——“妇女参加写作，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
和身体相关的语言更可能带有本体的处身性，也能够最大幅度消除父权男性经验的烙印，女权主义者这样畅想逃离菲勒斯中心。
必须承认的是，女权主义在堕入政治正确的魔道前，还是有过伟大的发挥，理论家们畅想过颠覆父权权威后，承担起人类的救赎使命，写作是一个生命和拯救的问题，不只是女性，其他被边缘化的个体或许都能在话语当中得到挽救和夺回，曾经的边缘者，能够借此从历史的缺席变为生存的在场。
——所以，那种单纯的个人体验宣泄是不可行的，而是求真求善的追索，西苏或畅想着人们能够在写作中赢得自身的认证，并得到他者的回应，照亮他人、世界乃至自我的真途。
不过，语言学的激进派显然不如此人为，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一位参加过拉康主持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巴黎女博士，希望借助“女性口吻”独立出来，宁可让听着无从理解不得要领，也不要落入旧的叙事圈套，非理性、无逻辑、反思维的散漫表达显然是具有后现代特质。
问题在于，拉康的符号论离开了艺术社会学研究几乎寸步难行，那这种女性话语主张的弊端显然也会很快暴露，伊利格瑞在后期也对这种理论反思是否可行，但核心不变——她所不满的是女性总是被定义成空间和沉沉黑夜，而男性却总是被当做时间和游动的标尺来考量，女性不应该是一个“不完整的男人”，同时，这个“不应该”的呼声也不能变成两性对立的加固剂。
伊利格瑞的追求是，实现女性真正的自我身份认知和归属，尤其要稳定女性概念的“内在性”“超验性”，必须将两性差异化为完美的合作，这样才能停止战争和对抗走向真和善的和谐境界。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的巴黎语言学教授，对历史沉淀而成的本体和记忆等问题看得更深，在常见的语言感情化、经验私人化的理论写作之外，她推进了更多的语言学研究——被发达国家女权遗忘的第三世界、语言文本研究（包括《中国妇女》《诗学语言的革命》等著作），她质疑那种“女性语言”是否会变成一种狭隘的性别主义，也难以确信妇女的运动、审美、问题个人化是否能真正额解决困境，这些疑问和忧虑实际上不只是女权主义，投射到后现代新言语都可以找到不同程度的映射。
克里斯蒂娃的忧虑实际上就是当时法系女权主义理论家的尴尬和焦虑：
沉迷结构和言说让她们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强行改写言语和行为举步维艰；
过分依赖先锋/身体写作导致妇女创作的特殊性被弱化，身体经验描写引起了一时热潮，但实际上却深化了大众的刻板印象，更让年轻学者和压迫者产生了肉体中心主义；
解构倾向促成了更多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碰撞，但却没能在这20年当中建构起有效普遍的本体论，从欧美到东亚，女权主义或者打着女权主义旗号的实践几乎全都以惨不忍睹的局面收场。
英美系女权主义：创造力传统和阅读经验
和法系不同，英美学派反而没有审美严密的组织和纲领，仅仅是因为对女性问题的社会历史因素有更多关注和研究，或者说对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比较集中的经典里的女性更有兴趣罢了。
70年代，欧美妇女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在贝蒂·弗里丹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里再次分析了馬恩和波伏娃等人的妇女观，把压迫妇女的社会机制分为四类：生产、生育、性属和儿童的社会化，认为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近乎一种被驱逐的少数民族，她们被家庭模式同化成工具，又因各种因素沦为关系从属。
吉尔伯特和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对19世纪英语女作家们做出的整体研究，她们指出，那些经典女性几乎都是被臆造所得，符合所谓的内向、无私、温顺的男性向往，潜伏在理想化反面的则是出于恐惧而创造出来的恶魔、我行我素的女人——指的是《简爱》当中的伯莎·梅森这个角色，她和女主人公简爱看似对立，实际上却可能形成了一种副本叠合，焦虑催促的女人在愤怒当中挣脱了被动被创造意象，走向了再造——表达为一种疯狂或愤怒，格巴声明，正因为长期以来女性被定义为混沌、自然、否定、空白，才不得已用极端的书写方式获得震惊的回应，她所提出的用“血（强刺激类意象）”书写，比法国女权的“白色墨水”更为激进。
肖瓦尔特则更显得归纳主义和分类主义，她把拒斥在正统文学史之外的妇女创作成为女性亚文化，重新发掘那些风行一时后来却销声匿迹的作家群体。
但是，书中却忽略了广泛存在的黑人妇女写作，也没有注意到同性关爱的主题，这在美国文学的论域里实在是很不完全的作为，尽管主流的女权主义者们一再强调她们的所作所为是世界性的，可是肖瓦尔特的文章却很少提到有色人种的女性和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她才明白这是一个巨大的疏漏，到了1991《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与变化》里，黑人妇女的民俗等亚文化被广泛提及和划分分析……这些少数群体终于被也接纳为美国“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新文学史开始了”。
而且，同性恋在女权意义上的要求和表述也很微妙，肖瓦尔特将部分女权敌视异性恋（异性恋被激进派视为父权制基石）的态度也进行了赞许，并预期着她们可能取得的成效——但是，激进派和其他分支也在自相杀伐，其中的年轻学者在十几年的时间和几次经济危机里就迅速转向，这种倾向似乎也不可信。
斯皮瓦克，印度移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期望这更有效的概念，比如人口种族、地域宗教和民族国家，都能被纳入解放妇女的思考和实践中来。
英美的女权书写显得不够思辨，不过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倒是自成特色，对政治、历史、社会的考量令人激动也耳目一新，如今，女权主义批评家们却显得不如她们的前辈。
后现代，进退维谷
笔者对当年的妇女同工同酬运动有多少欣喜，就对今天的女权运动和文论有多少怀疑和排斥，半个世纪及来，从试探、诉说、要求到最后的实践和激烈对抗，由于语言或者理论上的先天匮乏，女权主义的文本往往充斥着个人的经验、逻辑的匮乏和情绪化的表达，她们在当时声称这是为了对抗父权制——实际上也确实有成效，但带来的问题就是五十年之后的声嘶力竭的混乱——为了理解作者的本意，笔者和臻卿一度被迫要阅读大量的说明和历史资料，试问这种毫无规划的激情一旦被误读或者曲解，还能作为一种纯粹的理想保鲜多久？
这种困境很大程度来源于语言的障碍。
整个人文话语的构架就是【语言-世界-意识】。
原本，希望借助【写作】表达，却又认为语言符号把握在父权制手中，要么拒绝规范用语，要么接受改造有缺陷的语言，越是要书写自己就越要非理性、抵制概括，强化自己的性属身份；
其后，个人化叙事和关于历史的重读扭曲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意义和情绪的强有力的混沌，但却没有任何新的建构统一的诉求，无论英系法系美系，学派内部都很少见到有组织有意义的集体课题研究——大抵这套文论，认为“接受权威馈赠的一席之地”会丧失“最宝贵的独立精神”罢。
女权文论不试图修建理论架构，而是希望“把来自各方面的和各层次的妇女经验纳入理论化的过程，以多中心消除中心和边缘的对峙”。
一些男性学者和批评家也在参与，乔纳森卡勒的研究也成为过很多女权主义者的立论依据，但肖瓦尔特为首的美系女权却对此冷眼嘲弄，或许是为了防止盗用，但或许只是一种恐惧的傲慢。
自相杀伐、毫无本体、游离边缘、存在意义大于理论意义，这就是当今女权主义的现状，如果后现代论域真能教会所有的主义者内部差异的价值，那么ta们在怀疑真理的时候，就不应该以真理自居，承认局限，实际上也是明确指涉，欧美女权文论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拆毁将妇女放置在边缘地位的立论偏见，防止政治正确将它变成一种换了位置的父权制。
或许，那些尖细而愤怒的提问，才正是答案本身。
私人笔记：女权文艺理论在东亚的扭曲，城乡-新旧话语的现实问题
私以为，女权主义发展至今，在本土境内的互联网上和留学水硕的学生群体当中，呈现出一种可悲又可笑的局面——三座毫无理性的魔山砸在追求理想的东方学者们的头上，那就是唯女性别论、异性原罪论和母权制呼唤。
欧美女权主义诞生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美、法、意、英四国，城市林立且政治多元化，配合现当代稿酬制度和学术讨论的大环境就赋予了本地女性一种新出路的可能，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甚至无法确认Feminism不是被大意识形态施舍着允许存在，而是靠着自身合理性存在。
而在东亚，以日本、韩国和本土三国为例，尽管工业生产格式已经统一，但密集的人口在产业升级的面前变成了现代病的病根——进入世界市场后追赶的压力成为了生存的压力，现代科技在人口密集的东亚，转化成了一种不从即死的压迫力。
“唯女性别论”
在这种压迫暗中流动和本世纪世界市场繁荣的时代，尊重妇女的呼声转变成一种硬性的政治正确，东亚国家用立法手段来保障一种结局平等，导致的却是另一个极端——非理性的女尊，很快，随着日本金融和地产行业的缩水和韩国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盲目的人们将自己的生存危机以某性主义冠名，并向异性发起责难，原本呼唤关注女性被压迫的声音成为了不明就里的小市民的女儿的牟利口号——即使她们从诞生的头一天起就餍足于新时代的优待，既没有建构理论的能力，也没有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
“性别原罪论”
立法机构和军队组织保持着建国之初的理念，虽然不少理念显得理想化，但反卖淫、反嫖娼、保障妇女法律地位仍然是本土开国就有的优良传统，尽管目前互联网上极力否认，但在目前政权的立法层面，东亚三国的女性地位，本土最优。
问题在于司法新实践和经济泡沫及其观念影响下，本土城市并没能像欧美城市那样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闭环体系，无论从学术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真正的平等仍然没有到来，在笔者生活的城市-大学当中，某接客的城中村竟然成了一种大学生之间风尚的玩笑，生存和生活的保障一旦不稳固，道德风气就会迅速摇摆倾斜，再如何光鲜的理论也得让步于无奈而黑暗的生存斗争。
于是，肉体交易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彻底消灭，深受肉体贫困和精神折磨的小市民中为数不少者，只能将不幸归结于性别，认为性别或他者的性别是缔造这种危机的原罪之根。
“母权制呼唤”
本土和欧美的城乡结构呈现出天差地别的情况，以村镇为主要构成的本土，至今仍然有重男轻女或者以姊养弟的陋习（当然并不是说欧美乡村就没有），这是事实存在的龌龊，也经常成为流氓小市民的挡箭牌。
困苦而迷惑的乡村的女儿，和急需受众养活自己的第三产业的流氓市民，便在生存的阴云下联合起来，将同样在父权-资本-官僚体系下受苦受难的男性也敌视起来，从几百年前的受害者变成了今天的加害者，这些人无论事实，不见个体，只认性别，她们在司法和学术程序中排斥一切男性，在生活中伤害底层的工作者、杀死无辜的男婴，幻想着一种迟来的同态复仇。
总结：关于女权主义文论的个人看法
笔者质疑女权主义的旗号，是因为在所谓压迫切实存在的西亚地区，女权主义离开欧美本地报纸和学堂几乎无人肯听——她们无力或者无心建构，只能作为一种红极一时的边缘话语残存苟活，在东方，如果不是现代生存危机，这一理论怎可能有那腐败的市场？
笔者质疑女权，是因为
当这些理论家自诩平权者的时候，就无法解释自己的fem的词根、权责上的帮扶倾向；
当这些理论家自诩拯救人类的时候，却忽视了第三世界和黑人妇女诉求，肖瓦尔特被冷落后，才在1991开始把第三世界纳入书本，上野千鹤子等人也经历了学界的寸步难行，才开放了底层男性的接纳；
当这些理论家叫嚣着要夺回一切的时候，就无法解释她们在物质和理论世界的双重匮乏和无能。
笔者反对主义，是因为
伍尔夫（伍尔夫的个人经历也值得尊敬和同情，但理论水平局限性太大）和波伏娃固然有理论出色之处，但社会活动力却如此寡薄，只能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有一席之地，理论的建构还如此粗糙——即使如此，那些自诩为女权主义的本土信徒，还能以误读、滥用、强制阐释的姿态傲慢地站在学界、媒体、司法各个部门；
在特定历史、特定人群中起到过特定作用的理论，究竟能否作为一种亘古不变的旗号用于五十年后的东亚地区？笔者在关注城乡发展和贫富差距生存问题同时，对此保持越来越深重的怀疑，对存在的真正压迫也觉得痛苦——不只是女权，对任何冠以主义的权责学说皆如此。
臻卿曾经问过笔者，虽然零星还有张教师在乡村女子中学这样的抵抗，但这样的抵抗，在现代的异化浪潮前又能坚持多久？那些叫嚣着主义站在干岸上的批评理论家们，究竟能救起来多少苦于生存的人？
对此笔者目前的回答是：回首三年痛苦的调查和探索，只要还有男性服从于长老的幻觉，只要还有女性屈从于幻觉的长老，只要还有人徘徊于幻象，无法从痛苦中得救，那么笔者和笔者们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